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

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不知成为多少读书人的理想信念。我的父母虽然文化不多，但十分崇尚读书，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读书之重要。无奈我天资不足，再加上家境贫寒，在求学路上从捧起书本那天起就显得磕磕碰碰:在家乡的山村危房里读小学，在人民公社小学附中里读初中，在颇具特色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吉水分校(简称吉水共大)念高中，整个12年的基础教育，除了几本教材就很难得见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在吉水共大高中毕业之后，读书之心不死的我，几经周折终于有机会考入江西省吉安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井冈山大学)，尽管这所学校在众人眼里不太起眼，但对我来说，真正的读书是在这里开始的。她让我有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文凭，并因为这张文凭的特殊性我必然地成为了人民教师，从此进入到一辈子离不开书的职业中，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个职业而天天与书为伍，渐渐有了自己的目标与追求，并在后来像分期付款一样，读书与工作交叉进行，陆续在四川大学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先后经过了11年时间，到博士毕业时已接近不惑之年，但接触到的书也越来越多。

我庆幸自己这辈子能够以书相伴，但也十分清楚自己没有能力企及“横渠四句”的崇高境界。不过，总感觉自己终究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虽不能做到“为生民立命”，但哪怕能够在“为生民请命”方面做点事情也是值得的。我从农村来，自然与生活在农村的百姓最为亲近，因此在自己有机会读书的日子里，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农村、农业与农民。从1992年进入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开始，我就自觉不自觉地以“三农”为对象，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在农村纵横阡陌中。25年弹指一挥间，在这期间，中国的“三农”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制度创新效应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但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大量劳动力沉淀于农业，在低水平收入陷阱中难以脱身。因此，那时特别强调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是那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最直接的体现。然而，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收入效应，使大量农民开始纷纷从农业中撤出，导致本来存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突然变得稀缺起来，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老人农业”现象。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只能依靠农药化肥来替代，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成为食品安全的巨大隐患;另一方面，随着乡镇企业逐渐被城市工业挤压，农村劳动力的迁徙由原来的“离土不离乡”变成了“离土又离乡”，大量农民开始远离家乡进城打工。客观地说，打工经济的兴起让农民工资性收入大大增加，推高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给农村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一幢幢农民新居拔地而起，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现象也开始凸显，原本热闹的农村，现在只剩下老人、妇女与儿童，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生活保障、农村小孩教育等问题逐渐浮现，村庄凋敝现象日益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来的“三农问题”聚焦于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收入增长，现在则要更多地关心食品安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农民养老与社会保障等问题，“三农”问题不断走向纵深!

亲身经历这样的变化过程，给我带来了许多思考，也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研究视野。这二十多年来，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在农村的纵横阡陌中去寻找“三农”问题的出路，因此，到基层农村去调研，对我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年又一年，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足迹踏遍西部石山荒漠、中部丘陵山区和东部田园水乡，去了解农村，感知农民，真是收获颇多。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个关心“三农”问题的学人，这些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自然是展开自己学术研究的极好养料，从硕士毕业到现在，我有幸主持了“企业集群网络组织三重绩效综合评价系统模型及其在西部地区的实证检验”、“基于双重网络嵌入的中国农民工创业成长机制及路径研究”、“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等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