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疫情防控对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五个启示

财经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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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对我国突袭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其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疫情侵袭使世界各个国家、各种社会制度面对着全面的考验，疫情防治使政府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优点与缺陷充分的暴露出来。就我国而言，尽管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中比之其它国家交了一份最好的答卷，取得了抗击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是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还有对信誉和能力的质诼。但辩证地看，疫情的突如其来及对它的艰苦应对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是弥足珍贵的，对于推进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来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里需要提及的主要是这样五个方面：

第一，治理体系建设要形成全方位保障安全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国家安全的基石是人民安全，与人民安全相联系的安全是广泛的，不仅包括国土安全、生产生活的安全，也包括生物安全、卫生安全。在常规状态下，我们特别重视国土或国防安全，一定程度地重视生产生活的安全，但比较轻视生物安全。这与重大传染性疾病和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常见、一般性传染病危机不普遍等状况有关。正因为如此，尽管放在一个相对长一些的时间里看，这类危害并不少见，例如冠状病毒在新世纪20年的时间中就出现了三次大流行，但每次出现都会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抗击体系往往是不堪一击，看似强大的治理能力显得比较薄弱。这次新冠疫情进一步表明，重大传染性疾病危害带来的损失大大高于一般性生产生活问题所带来的危害。生物性安全关系全局、关系大众，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必须从全局响应与应对到防控救治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灵敏的机制。通过补齐包括保障生物安全在内的各类重要安全门类存在的短板，形成全方位的保障安全的能力。

第二，着力解决“运动式治理”形成的时紧时松、失而复失问题。治理粗放和时紧时松是我国政府治理中常见的两个问题，一个安全事件出现以后，解决问题的力度骤然增大，各相关部门争相行动，又是检查、又是问责，但一阵风过了之后又复归于原点，直至同样类型的安全事故再度发生。这种形式的治理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带来了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一些管理部门和管理者“狼来了”的麻痹心理和“虱子多了不怕痒”的无所谓意识，最终酿成更大更广泛的灾难。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基于全局的深刻认识、平战一致的高度重视和约束有力的长效机制，而核心要求在于建立严明清晰的责任制度、综合配套的处置机制和政社结合的监督体系。通过制度约束促进精细管理，做到防微杜渐，把各种隐患扼杀于未发之前、萌芽之中。新冠肺炎疫情一类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危害烈、流传广、涉员重，只有建立起严格预防、应急反应、紧急救治和严厉追责一套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加以阻止和最快速度的进行抑制。

第三，进一步强化并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这场世所罕见的抗疫斗争中取得超越于人的重大战略成果，一方面来自中央的正确领导指挥和各级政府的快速处置、精准管控，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特别是来自于基层人民群众的自觉防护和城乡基层社区的大力管控，而后一方面对前一方面的积极响应和认真负责，构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这再一次表明，中国特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是非常必要和特殊重要的。我们常说“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多么正确的决策，最终都必须落到基层、落到实处，所以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也是最深厚的支撑。基层治理越扎实，国家治理的基础就越牢固，效果也会越显著。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恐怕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因此，应当进一步强化以城乡社区治理为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同时结合时代发展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加以优化：一是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诉求，体现各种利益需要的协调平衡；二是在强化程序性、法治化治理的同时要合理体现人性化、灵活性的要求，既强化整体协调，又增进个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三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促进治理内容的不断优化和治理方式的不断改善，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和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