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约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最为兴盛。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正面临许多的改变，有些改变使人民生活艰苦，但对于学术文化而言，却因为这些改变而蓬勃发展。

诸子百家的兴起有许多因素，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都有所关联。

就政治而言，诸子百家的兴起跟封建制度的崩溃很有关系。西周的政治是所谓的封建制度，周以诸侯起家，也赖诸侯的力量灭殷，所以在立国之初，不能不实行封建。封建制度以血缘关系为主，周初进行了大分封，各地也建立起许多诸侯国，以宗法而言，周天子在政治上有绝对的权威。

然而，日子一久，诸侯和天子的关系逐渐疏远，向心力也逐渐丧失。与此同时，周天子自身的能力及德行不足以服人，诸侯国便各自为政，不再尊天子为唯一，使得原本的政治结构瓦解。

封建制度以宗法维系，一旦王权衰落，则诸侯称霸，诸侯兼并随即开始。当时各国政府开始一争长短，并着手进行各种改革，希望可以富国强兵。他们迫切需要各种人才，来表达想法、实施政策。

这时候人才的来源就是“士”。有作为的君王招来贤才并敬重他们，一些大臣也常推荐人才给国君。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写道：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这正是当时著名的“稷下之学”，可见君王尊贤用才之风气。由于贵族没落，平民中的人才得到诸侯重用，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和“礼贤下士”之风，阶级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

这时，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及学说，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哲学理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可见当时各学说纷纷窜起的盛况。

从经济方面来看，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使农业产量提高、商业发展及人口增加，也使城市兴起。商业的发展亦带动了交通的频繁，人才也因此可以自由移动。

教育方面，原本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随着平王东迁、贵族衰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王官遂分散在四方，学术不再专属于贵族，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致使“私学勃兴”。

孔子原来也是宋国贵族，家道没落而居鲁，设教讲学，有教无类，推广并扩展了学术的领域，受教的人有贵族也有平民。孔子是春秋末年第一个聚徒讲学且有显著成就的教育家，他开启了私人讲学之风，学术因此普及于民间。一般百姓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开始接受教育，成为有知识、思想的“士”。

到了战国时代，聚徒讲学成了一种风潮，著名的学者没有不聚徒讲学的，而这些有学识的“士”，也希望通过接受教育及从师，来铺设一条通往仕途的路。诸子阐述思想，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君王接受并受到重用。而当时，以“纵横家”的言论最为君王所喜爱。

儒家思想到战国时代已不受重视，“仁义道德”被抛在国家利益的背后。于是诸子用动听的文字语言取得君王的认同，权谋之说被当世所看重，如何让国家富强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说客”充斥在君王身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纵横家”，他们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苏秦与张仪是战国纵横家中的代表人物。司马迁说“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即是认为此二人归结看来，皆是以险诈为智的游士。

事实上，司马迁还说：“夫苏秦……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不免透露太史公对苏秦暗含赞赏，不忍其蒙受恶名。

那么，苏秦与张仪究竟有何不同？二者皆善于“权变之术”，然而苏秦的顽强、自信，与张仪的诈伪、无赖，二者有所不同，前者尚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后者留下的更多是憎恶。

不论张仪也罢、苏秦也罢，若除去性格方面的“滤镜”来看，这些纵横家大多朝秦暮楚，侍奉的主人亦无固定。他们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济世救人的理想，有时不顾羞耻，有时不择手段，以机诈陷害求得欲望之满足。交征利的结果便是：得到的人踌躇满志，没得到的人心存怨恨，欲夺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