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战国的法家三派有什么不同，它们最终的结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天下进入大争之世，各诸侯国为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纷纷招揽贤才，以变法图强。法家在乱世中逐渐脱颖而出，诞生出许多杰出人物，他们执宰各国，施展才华与抱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诞生了太多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构成了诸子论道，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实，不仅是百家有争鸣，就连法家内部，也有争鸣。
法家有三派，“势”、“术”、“法”，其中，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他们不同的思想理论，也使得同属一派的三人，却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
慎到：从道家走出来的法家
慎到是战国时期一位很特殊的大家，他曾是道家人物，专攻“黄老之术”，之后却改弦易张，成为法家“势”派的创始人。道、法两家的双重身份，也使得慎到的法家思想极具哲学性。
慎到重“势”，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法律，君主一定要掌控权势。慎到曾有一个鲜活的比喻，他说君主好像飞龙，权势好像云雾，有了云雾，飞龙才能飞得高，没有云雾，飞龙则与地上的蚯蚓无异了。有了权势，就算君主像夏桀那样残暴无道，人们也不敢违抗法令，没有权势，君主就算是像尧舜那样贤德，百姓也不会听从命令。
很显然，慎到的理论针对的就是儒家的“德治”，他认为，儒家主张的“德治”根本就不是治国之道，国君没有权势，却一味推行仁政，只能使法律得不到贯彻和执行，这样，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当然，慎到的“势”，不是指君王要掌控一切，事事亲为，相反，他认为君主想要真正的掌控权势，就不要事必躬亲，这样君主不仅会精疲力竭，大臣们也会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什么过失，大臣们还会将过错推到君主身上。慎到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主要确立法度，总揽大局，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做事情。
慎到的理论主要是驭人之术，但他并没有将人民放在很低的位置，截然相反的是，慎到主张“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这与孟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孟子认为德治是得民心的途径，而慎到则认为法治才是“一人心”的唯一途径。
本来，慎到“势”中的驭人之术对于君主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是慎到却又主张“立公去私”。这里的“公”是一种高于君主利益的概念，它服务于君权，却又限制着君权。这样一来，慎到的“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国理念。只可惜，慎到一生当中，大多只能在稷下学宫中讲学，他的理论很少得到实践。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大多数君主都继承了慎到的“势”，但他们掌握的，是帝王心术，是统治之道，而非慎到完整的治国理念。
申不害：成也重“术”，败也重“术”
与慎到相比，申不害要务实很多，在法家三派当中，他的“术”，也是最容易见效的。这种务实，应该与申不害的人生经历有关。相韩以前，申不害只是一位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遂成为韩人，成为一位“贱吏”。
公元前354年，与韩国素有旧怨的魏国出兵伐韩，韩国向其他诸侯国请援，却四处碰壁。正当韩国诸位大臣们束手无策时，申不害站了出来，建议韩昭侯亲自去拜见魏王，向魏国示弱，这样不仅可以免去兵灾，还会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不满，“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战国策·韩策三》）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魏王果然大喜，立刻下令撤军。
《战国策·韩策三》
除了敏锐的政治眼光以外，申不害还是一位工于心计的人物。公元前353年，魏国起兵伐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韩国求援。韩昭侯拿不定主意，向申不害询问建议，申不害担心自己的建议与韩昭侯心中所想不同，于是他先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之后，申不害让韩国名臣赵卓和韩晁分别向韩昭侯进言，以观察韩昭侯的真实态度。最终，申不害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他进言说韩国应该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大喜，将申不害当作知己，并愈发对他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