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次掀起制造业发展的热潮，并着力培养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技能人才，不仅出台了诸多促进和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法规，而且在相关理论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突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引入技能政治经济学理论，沿着技能形成制度演化的历史脉络，对职业教育制度（侧重企业内部技能形成）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影响其科学健康发展的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效的政府介入方式。

一、技能形成制度的理论视角与关键问题

（一）技能形成制度的理论视角

1.技能及其形成。技能（Skill），泛指有别于天赋，必须耗费时间，通过学习、训练或工作才能获得的能力。本文讨论的技能主要指生产服务一线工人的工作技能，它体现了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潜在价值。“技能型劳动者”作为技能的人格化，既是技能劳动的主体，又是重要的社会主体。技能形成体系包括生产实践技能的生成发展、形态、分布和传播机制，以及相应的技术发展、劳动组织状态和关键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鉴于这一研究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英国卡迪夫大学的杰出教授菲利普·布朗认为，技能形成的研究处于社会科学的核心。这需要多学科的方法，因为对技能及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理解超出任何单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掌握程度。

2.技能形成方式。技能形成方式是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手工业时代，技能的形成由手工生产作坊中师徒传承的学徒制完成。学徒制既是一种中世纪以来最原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形式，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经过时代的洗礼在一些国家延续至今，虽也曾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被抛弃，但近三十年来又以现代学徒制的面貌得以复兴。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学徒制仍然是工厂化生产中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直到19 世纪30 年代，职业学校才逐步登上技能形成的社会舞台，它开始只是作为学徒培训的社会化辅助教育。直到20 世纪初，职业学校作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技能人才培养机构才大量出现。

国际上通常将现代企业技术工人的技能形成方式分为两种：企业内部制度化培训和企业外部制度化培训。前者属于技能的企业自我生产，主要实现途径是企业内部在职或在岗学习培训并借助企业内部劳动市场机制，技能形成的实施主体是企业自身的培训机构。后者属于技能生产的外部替代，主要实现途径是公办或民办职业教育并借助外部劳动市场机制，技能形成实施主体是职业院校。当今时代，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无论从结构、功能还是规模上都已成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不应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企业内部的技能培训。企业和技能劳动者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不应受到丝毫动摇。

3.政治经济学的新关注。在经济学家眼中，技能的获得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对国家的增长作用极为重要”①。他们对技能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技能获得的积极后果：一是国家生产力的增长，二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问题。与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技能习得的社会结果，涉及利益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者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同国家的技能形成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国家，技能形成主要采用企业外部培训方式；而在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所谓协调式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国家，除了一定的外部技能形成方式外，企业内部培训也是一种重要的技能形成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技能形成方式构建了不同的培训制度，并与一系列社会后果和经济影响相联系。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技能形成制度，目标“是对这一社会客观环境下影响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相关体制因素做理论分析”②，考察的历史起点多选择在19 世纪初，重点是制度形成中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正如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凯瑟琳·泰伦所说：“职业培训体系方面的重要跨国差异，可以追溯到19 世纪初，焦点是独立手工业者、技能密集型企业的技能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战略互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③

综上所述，技能政治经济学在21 世纪以来的职业教育国际比较研究中别开生面，拓展了理论空间。同时，从职业教育研究的应用需求看，技能形成制度的相关理论对于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和科学治理制度的完善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